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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石:有些新诗不是“诗”而是“句”

2019-10-29 12:28:25  信息来源:本站原创  编辑:魏文红 审核:郑红梅

有些新诗不是“诗”而是“句”

 □ 李石(成都)


这是一篇思考多年而没敢公开发表的随感。这注定是一篇可能引起广泛共鸣或强烈反弹的短文。时至今日,再不公开自己的观点可能有愧于时代,有违于学者良心。


(一)

我们从事生物分类学研究多年,熟知界、门、纲、目、科、属、种,也知晓总纲、亚纲、次纲、总目、亚目、次目、总科、亚科甚至股、群、族、组等等。但是,对于“新诗”如何界定分类,是否为“变种”“杂种”?一直迷惑不清。后来多方请教,并按照分类学原理进行探讨,发现有些“新诗”不是“诗”,而是一类新“物种”,可以叫做“句”,本质是“句读”或者“散句”,满足句子、句法、句号等要素。极简言之,诗词或诗歌,应该具有较高的节奏度、韵律度、对应度、凝炼度、情感度、想象度、感染度,不满足这些基本要求的文字组合只能归属于小说、散文、散曲、散句等范畴。再让一步,再“新”的诗,至少应该坚持韵律、节奏、想象、情感等基数。如果上述基数皆不具备,那就应归入“句”。

开宗明义,核心观点就一个:鉴于目前“新诗”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有的所谓“新诗”已经严重影响甚至亵渎“新诗”乃至诗歌本身,如果诗歌还不清理自己的“门户”,不把“句”这一“另类”区分出来,那么有可能把“大花猫”叫“大熊猫”,把“企鹅”叫“天鹅”,“新诗”继续浑浑噩噩,“诗”与“句”也不能早日各归其位、各展其长。

为了正本清源,必须痛下决心将有些“新诗”另外取名为“句”。今后,凡是写长短不一、单独成行的句子,不满足诗歌基本要素的,不能叫写新诗而只能叫写散句;凡是写散句的人,只能是“句人”而非“诗人”。凡是满足诗歌基本要素的优秀“新诗”,实际上就是好诗,不应该叫“新诗”。因此,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新诗”,可以分成诗和句两类。句,就是不讲对仗平仄,不讲韵律节奏,不讲意境意象,不讲上下结构和前后语言间的逻辑关系,可能具有一定含义的成行排列的一段或多段文字组合。

这是对新诗的分类和正名,不是否定新诗,而是对诗与句的彼此尊重。


(二)

众所周知,新诗产生于上世纪初那场新文化运动。在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古老的“东方文明”受到了西方降维式打击。

什么原因导致的落后挨打?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过程中,先驱们把目光和手术刀,先后投向了工业、制度、国民性,却始终不得要领。

于是那场运动,逐渐将封闭落后的总根子,聚焦到了汉字,聚焦到了文化,聚焦到了引以为傲的诗书礼易和唐诗宋词……新文化运动,以白话文运动肇始,最终必然蔓延到了“白话诗”。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是学界公认的最早的“白话诗”,题目叫《两个黄蝴蝶》,作者是大名鼎鼎的胡适。

这是从无比自大到无限自卑的过程中,从睥睨一切到否定一切的复杂纠结中,开眼看世界后所表现出的文化上的颠覆。在鲁迅先生都准备尝试废除汉字、推行汉语罗马化的时代浪潮中,诗,就这样被拉下神坛、充斥白话、回到民间。


(三)

应该说,胡适的“白话诗”,还保留了“诗”的诸多基本元素:第一字数,第二韵脚。

后来的诸多新诗,与之相比无疑发生了更严重的不可思议的变异。

既然新,就要不讲格律、不需押韵!

既然新,就要彻底颠覆、彻底改变!

于是,不押韵,不打标点,甚至不遵守现代汉语分行断句的规范要求,成了所谓“新诗”的标配。如果现在谁写新诗,每句字数一样,且还押韵,就注定是一个笑话,是一个不被所谓新诗圈承认的伪诗人。

恰如一首题为《新诗》的“新诗”所呈现的那样:


那些

所谓的

诗人把

一句完整的话分成

几段

一行一行

排列

就成了

新诗


“新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将“诗”拉下了神坛,而类似的太多新诗,则让人开始质疑“新诗”自身,这样的“新诗”,使“诗”蒙尘。


(四)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诗有着极为独特而崇高的地位。

《诗·大序》这样评价诗:“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可见,国人早就认识到诗歌是抒发情感、表达意志的重要方式。

诗是一种阐述心灵的文学体裁。“像生命、爱情、寂寞、苦恼、感动、彻悟,这些即时的、神秘的、独特的精神体验中,诗在风吹云动、花开叶落的境界里,揭示了人的生命的有限性,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这种有限,赋予了短暂的生命以意义”。

有人甚至说,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对灵魂与情感最为幽微的探索与表达,不是哲学,而是诗歌。

即使从诗的表现形态观,韵律、节奏更是其必须具备的基本要素。诗之为诗,需要诗人掌握成熟的艺术技巧,并按照一定的音节、声调和韵律的要求,用凝练的语言、充沛的情感以及丰富的意象来高度集中地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类精神世界。

离开了韵律节奏等诗的基本要素而称为诗,就跟指着一头鹿说是马一样荒唐。

诗乃文学之祖,艺术之根。与词相较,诗无疑更需要雕琢。词本身就是对诗各种严苛要求的解脱与突破,一旦突破,就只能叫“词”而不能叫“诗”了。

由此,也可以知道“诗”的挑剔与门槛,可不是随便就能叫的。


(五)

句子长短不一的新“句”,为什么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竟被叫做“新诗”?尤其词原本就是“长短句”,为什么这些句子,是“新诗”而不是“新词”?

道理很简单。要打破一样东西,一条捷径就是把这件东西所属价值体系中最高贵的核素拉下马来。把最需要雕琢语言与意境的诗,变成白话与口水,就是如此。

时间过去了100多年,我们可以对当年“第一批吃螃蟹”者,所作的试图把高贵庸常化的探索保持必须的敬畏,但后来者群起而仿效,就不是庸常而是庸俗了。

重要的是,现在举目所见的太多所谓“新诗”,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白话入诗,而是难懂的白话;不再讲究意境,而是充斥呓语。把白话复又表达得晦涩,把庸俗包装成高贵,这一乱象愈演愈烈,成为寄生在“新诗”中挥之不去的恶性肿瘤。

泥沙俱下,“啊”是好诗,晦涩是技巧,呓语是意境……有评论指出,所谓新诗,就是不好好说话。有人说,当你什么都不会写的时候,还可以写新诗!因为新诗对作者没有任何要求,只要不脑残,能写字就行!

有人还根据自身经验,提供了一份哭笑不得的“新诗”写作攻略:将想说的话,用多国语言来回翻译,最后翻译成中文,就是一首味道十足的“新诗”。

而输入几个关键词,就由计算机组合成一首首“新诗”,更成了风靡一时的“指尖上的游戏”。

人与电脑的区别,在于灵魂与情感。

当没有灵魂与情感的机器,也能够写出不少“优秀”的“新诗”,新诗还是不是诗,就是一个必须严肃面对的课题。

颠覆一切的同时,已失去一切。


(六)

广义言之,诗是一切艺术的统称。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可以用诗来形容:诗一般的风景,诗一般的国度,诗一般的语言,诗一般的年华,诗一般的时代……

自“五四”以来,“新诗”作为一种“广义的诗”,在特定阶段,的确发挥过也正发挥着不少宝贵的属于文学也属于思想的特殊作用。

“五四”时期,它以变革为底色,或磅礴,或浪漫,都指向了创造;

战争年代,它以斗争为号角,投入生活,呼唤觉醒,曾传递着力量;

之后,或记录时代悲欢,或诉说个体离合,或抒发独特体验,“新诗”与其它文学体裁相比,呈现出流派更繁多、迭代更迅猛、圈子更固化的特点。

唯一不变的是,“诗人”这一称谓,依旧代表着整个社会荷尔蒙最旺盛的群体,最受男女文学青年尊崇与艳羡的标签。

直到到了网络化时代。“新诗”这个旧时堂前燕,最大限度飞入了寻常百姓家。

在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传播者和创作者的语境里,门槛的高低,必然决定了传播与创作内容的美丑高下。

“新诗”的门槛最低,当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诗人”、创作“新诗”时,“诗人”这一桂冠的成色,无疑如同“小姐”、“美女”等称呼一样,悄然发生着几乎不可逆转的污名化改变。

以前的“诗人”,是身份与才情的象征,现在一提到“诗人”,往往成了戏谑与不堪的代名词,这是对不少优秀的新诗作者尤其是真正的诗人的严重不公。

《光明日报》就针对新诗刊发评论称,历史上诗歌的繁荣是文化自信的彰显,当代新诗的困境基于文化自信的缺失。而零门槛写作让新诗趋向粗鄙化。

到了给新诗甄别分类和重新命名的时候了。

到了必须为“新诗”正名的时候了。


(七)

有些新诗不是诗。它没有诗的要素,不符合诗的定义,应该是一种新的文学体裁。

如果不是“新诗”,叫什么才最合适?我们认为应当将这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命名为“句”。

理由很多:

一是明确地位。“新诗”100年走过了不凡的历史。从好的积极的一面看,它的价值、影响与普及程度,完全有资格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跻身“诗词歌赋”之列,与之相并列成为“诗词歌赋句”;这是进步而不是退化,这是前进而不是回归。

二是体现传承。“句”的内涵十分丰富。字数不一的“词”原本就叫长短句,“句读”是蒙学就介入的内容,相对正式的说话叫“一句话”。叫“句”,既高度彰显了新诗句子长短不一的特性,又有着最广泛的传承基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三是拓展空间。既有助于维护“诗”的纯粹和崇高,也有利于曾经的“新诗”,现在的“句”进一步甩开“诗”的束缚,开辟属于自己的“句”的广阔空间,任其远走高飞。

四是厘清关系。使“新诗”与“诗”不再陷入一轮轮不必要的纠缠,不再陷入一次次“新诗到底是不是诗”的无谓论争。自此一别两宽,各自成就,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


(八)

可以想见,就如同当年白话入诗时,很多遗老遗少如丧考妣一样,新诗“不是诗而是句”的论断,也必然会让靠新诗吃饭的人,因失去了存在的饭碗和逻辑,而必然恼羞成怒。

但其实,连所谓新诗最忠实的拥趸,也不得不认同这样的区别:诗最大的特点是节奏、韵律,既高度凝练,又感情充沛,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丰富的想象力。而这些特点,绝大部分所谓的新诗已经基本不具备。


结论:

一、“诗”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崇高、不容亵渎;

二、“新诗”产生于特殊年代,有特殊背景和特别意义,从一定意义上说,已完成其特定历史使命;

三、“新诗”的精神在当代未能得到很好传承,不少已经异化为笑谈,继续叫“新诗”,使部分好的诗及诗人,形象受到误伤、精神得不到弘传;

四、绝大多数打着“新诗”名号的诗,名不副实,在泥沙俱下之下,“新诗”大多已不是“诗”甚至不是新诗,“新诗”本身遭遇亵渎和尴尬;

五、亟需为“新诗”正名。“不是诗而是句”,这是按照生物学的分类学进行的科学划分,不是贬低,而是肯定与提升,方向明确,前景灿烂。

因此,有些新诗就是货真价实、堂而皇之的“句”,有些新诗人就是理直气壮、实至名归的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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